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焦晃的老师)

1.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焦晃的老师？

焦晃——戏剧界泰斗级人物，对他而言，演电视剧就像“客串”，但一客串，就创造了《雍正王朝》中的康熙、《汉武大帝》中的景帝、《乾隆王朝》中的乾隆、《忠诚》里的老书记这样深入人心的角色。从皇帝到平民，焦晃演的电视剧不多，但都让人印象深刻，无法忘记。

焦晃，1936年出生于北京,父亲焦树藩毕业于燕京大学,师从司徒雷登,抗日战争时期出任中央银行总行国库局襄理,解放后在北京外贸学院(现对外经贸大学)教外语。姐姐焦昆一直照料父亲，2005年6月11日，103岁的焦树藩离世。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焦晃的老师)

2. 国民党时期燕大校长？

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1920年-1945年，后长期担任校务长[15]

吴雷川：1929年-1934年为代理校长

陆志韦：1934年-1941年为代理校长

梅贻宝：1942年-1945年为代理校长

陆志韦：1945年-1949年为代理校长

翁独健：1949年-1952年为代理校长

3. 如何评价钱穆及其史学贡献？

钱穆和他的嫡传弟子余英时一样，从骨子里不认为自己是纯粹的历史学者，而自认为是儒者或者士。

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为了“文以载道”，特别是对处于剧变时代的钱穆来说，他的作品充斥着道义的伸张与批判，而不仅仅是为了史学而史学。

一、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说起

钱穆被批判得最多的作品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儒者之书，而非学者之书，第一要义不是求真求实，而是求“载道”。

这些批判，在学术上来看并不是无的放矢。曾经看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我也觉得钱穆的水平不过如此。

史学四大家：陈寅恪、陈垣、吕思勉、钱穆。就我的阅读而言，“史学四大家”的提法应该来源于严耕望晚年的“金针度人”之作《治史答问》：

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这四个人中“南北二陈”自然没什么好说的，生前故后都是名重天下。而对于吕思勉以及钱穆，有一些人颇有些不以为然，而这种不以为然常常来源于他们流传最广的作品，例如吕思勉的“中国通史”系列，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看完之后，大家都会觉得，不过如此嘛，比我高明不了多少。

特别是对于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中对于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似乎过于泛滥了，近乎为一切中国古代制度辩白，而很多时候这种辩白又显得过于苍白。

二、钱穆的真正功力

但是，如果真的因为这一部作品，舍钱穆而不读，就真的是错失盛宴了，钱穆的绝大多数作品，其历史意识之敏锐、史料研读之细致、思想洞察之深邃，令人神往。

例如，最近我对于钱穆的《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和《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p86-218）读了不下三遍，每次读都有新的收获与感慨。钱穆不是明史学者，但是就这两篇文章中所展现的对于元末明初思想史的观点，远超绝大多数明史学者。

这两篇文章揭示了一个观点：

明祖开国，虽曰复汉唐之旧统，光华夏之文物，后人重其为民族革命，然在当时文学从龙诸臣，意想似殊不然。或则心存鞑廷，或则意蔑新朝。虽经明祖多方敦迫，大率怯于进而勇于退。实乏同仇敌忾之忱，更无踊跃奋迅之致，一若不得已而有浼者。

即使几十年过去了，钱穆的这个观点目前来看也是难以撼动的。不同于宫崎市定，虽然他也在文章中作出相似结论：

元明革命，与其说是一开始就有革命意识的民族革命，不如说其结果被理解为民族革命更为妥当。

但是宫崎市定更多凭借的是一种对于历史的直觉。而钱穆的这个结论则来自于他通读明初开国诸臣的文集之后，例如“刘伯温集”“宋景濂集”“高青丘集”“苏平仲集”等十多种，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给你分析，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给你剖析，最后得出的结论。这种凝练“集部”的功夫，就像王仙芝的双拳，你看不出有什么高妙，但是就是打不过。

虽然现在的明史后起之秀张佳（葛兆光的学生）在他的《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第五章中，着重强调了元代士人的华夷之辨，但是无论是其论述的广度还是深度，离钱穆的两篇建立在十多种文集之上的文章，差距还是不小。（张佳的这部书我相当喜欢，这本书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能写到这种深度实在让人佩服。但是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前半部分明显好于后半部分）。

在民国之后，后人多以“民族革命”看待元明易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只是“我们认为的历史”，而不是当时人心目中的历史。

元明易代的性质，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通过“史部”去进行分析，但是元末明初的“史部”就那么有限几本，所以说来说去也只能是车轱辘话。而对于数量众多的“集部”，却很少有人去进行系统的利用，一来是很可能吃力不讨好，二来是因为很多史学学者或者史学爱好者（例如我），古文水平并没有那么高，看看简单粗暴的“史部”还行，一旦进入文字考究、旁征博引、指在此而意在彼的“集部”领域，就很难受了。

对于元明易代在知识分子层面上的“民族革命”意义，钱穆的这两篇文章，是目前为止我看到分析得最为深入的。有些文章是为辩而辩，而钱穆的文章是无辩之辩。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前面我说过钱穆是有强烈的济世情怀的，在国难之时，尊王攘夷自然他的必然情绪。于是在这两篇文章中，钱穆在一本正经的分析了开国文臣对于元朝的眷恋之后，常常会不由自主的说一句：你们怎么能这样，甘心做胡人？

所以，钱穆的史学造诣如何？

相当高！

4. 如何评价司徒雷登？

1949年8月18日，就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前，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这篇社论长达三千多字，其中直接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约有五百字左右，引用其中的一段: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很明显，毛主席并不喜欢这位代表美国政府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而到了1951年6月24日，正值司徒雷登75岁生日之际，已经偏安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获邀参加庆寿活动，特意请示蒋介石是否以他本人的名义赠送鲜花。对此，蒋介石不仅不同意，而且还公开表示:

不欢迎司徒雷登再被派往台湾。

很明显，蒋介石也不喜欢司徒雷登。那么问题来了，作为曾显赫一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为何同时被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所不喜欢？难道，这位美国人真的有如此不堪吗？

司徒雷登（1876年6月——1962年9月），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成功的教育家和不成功的外交家。因为创立燕京大学而在中国声名鹊起，又因为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而变得声名狼藉。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的天水堂教士住宅，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传教的长老会传教士。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他自小接受了中国的传统和文化教育，尤其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1887年，在中国生活了11年的司徒雷登才随父母返回美国，接受起了西方的教育。之后，他在美国工作并且结婚，但仍然割舍不断与中国的情愫，遂携妻子一同回到中国再续前缘。

1918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达成了合并意向，一所是协和大学，另一所是汇文大学。其实，这两所学校早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后就试图合并，但却因为内在和外在的矛盾太多，多次协商都未果，直到此时才终于达成了妥协，决定选聘一位与原来两校都没有关系但却受教会支持的学者型人物担任校长。

于是，拥有教会背景而又长期在中国执教的“知华派”人物司徒雷登就成为了新校长的最佳人选。但是，由于所处的国内外环境，身边的所有朋友都建议婉言谢绝，但他还是最终接受了这个挑战。

1919年初，司徒雷登从南京北上抵达了北平，不仅会见了即将合并的两校有关人士，还召集了蔡元培等著名学者组成校名委员会，最终决定以“燕京大学”为新学校的校名。揭牌后，司徒雷登走马上任成为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新成立的燕京大学听起来非常“高大上”，实际上却规模很小，在校学生不足百人，师资力量严重短缺。面对如此的窘境，司徒雷登显得忧心忡忡，多次往返美国进行募捐筹款，终于缓解了燃眉之急。

有了经费后，司徒雷登决定给学校另选一处新的校址，选中了清华园西边的一块地。此处原先是满清王爷废弃的园地，如今已经辗转到了陕西督军陈树藩的手中。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以6万大洋的价格购入，再加上陆续买进的周边荒废地，使得燕京大学的新校址比原来大出数倍有余。

经过了数年的建设，燕京大学新校园内融合了中西文化，犹如宫殿一般富丽堂皇和庄严肃穆，倾注了司徒雷登的无数心血。在1929年迁入了新校址时，他不无得意地表示:

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

在司徒雷登的积极穿梭和不懈努力下，美国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同意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建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在增强燕京大学国际知名度的同时，更促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短短两三年间，燕京大学就一跃而起，成为了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和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毫无疑问，它成为了中国当时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美和氛围最好的高校。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发起了侵华战争。作为校长，司徒雷登亲自带领燕京大学的师生走上街头进行游行，在队伍最前列，他一边行走一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就在司徒雷登赴美进行募捐期间，得知北平的许多高校都准备组织罢课以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立即返回中国并宣布燕京大学也将积极参与这次爱国活动。面对一些人的不理解，他公开表示:

有人问我，燕京大学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们答复“是”，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北平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迁往西南大后方，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而司徒雷登领导的燕京大学却选择继续留在北平。虽然凭借自己美国人的身份，日军对他有所忌惮，但仍然经常逮捕燕大的师生。

对此，司徒雷登积极出面斡旋，不断奔走于美国领事馆和日军司令部之间。他曾经这样表示:

北平沦陷期间，我的学生在参加爱国活动之后，每次回校总会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来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他们已在身体力行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39年，司徒雷登在沦陷区的北平依然无所畏惧，他在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表示:

现在的燕京大学处在沦陷区，但并不是“世外桃源”，不要被日方的反面宣传所迷惑。

1941年12月，随着日军成功偷袭珍珠港，美日之间终于开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了。此后，日本也不再顾忌美国的反应，早就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大肆逮捕了数十名的爱国师生。

正在天津为学校募捐的司徒雷登也立即遭到了逮捕，还被押回北平进行监禁，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被释放出狱。在四年的监禁生涯中，他完成了前半生的自传，还在出狱后整理成了《在华五十年》一书。

刚出狱后的第二天，司徒雷登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一手创立的燕京大学，高喊“天亮了，燕大开学了”！

日本投降后，美国政府一方面积极为国共进行调停，甚至邀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进行“重庆谈判”；一方面又暗中支持蒋介石，甚至不惜使用军机帮国民政府运送部队。

1946年6月24日，马歇尔导演的“国共两党和谈”终于宣告失败，中国内战爆发了。不久，美国政府正式任命已经70岁的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希望利用他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为美国政府服务。对此，司徒雷登也心知肚明，他曾这样表示:

马歇尔之所以把我拉进他所致力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事业，是由于我享有自由派美国人之声誉，对全体中国人都心存友好，以及并无对任何派别和思想学派的明显偏爱。

可惜，由于司徒雷登从未有过从政的经历，他的外交经验几乎为零，在大使的位子上干得远不如他在校长的位子上那么出色。甚至于，他在很多问题上都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南京政府，都对他颇有微词。

自以为自己很了解中国，可司徒雷登还是错了！他坚信，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且也是唯一能抵抗共产主义的政府，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他辛苦塑造的“爱中国也爱美国”的形象开始迅速崩塌。

1946年11月，司徒雷登代表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署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份条约使得中国进一步丧失了自主权，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美国，加深了半殖民地的进程，受到国内各方人士的强烈谴责。

1948年6月，当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爱国运动时，司徒雷登却一改往日的民主自由做派，力挺美国政府的各种政策。对此，全国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们都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燕大学生会还联络各校进行罢课，要求司徒雷登辞职道歉。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共双方的胜败之势已明。司徒雷登开始代表美国政府扶持李宗仁取代蒋介石，希望换取“划江而治”的结果，继续维护美国在华利益。这下，他彻底得罪了蒋介石。

经过“北平谈判”后，司徒雷登发现共产党人解放全国的意志非常坚决，而代总统李宗仁也始终没有真正掌控大权，解放军过江已经势不可挡。为此，他还暗中通过一些民主人士递话，希望可以访问北平，希望可以面见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

面对解放军的凌厉攻势，李宗仁不得不将国民政府迁往了广州。而作为外交惯例，各国的驻华机构也会一并搬迁，以表示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可是，司徒雷登却拒绝搬迁，坚持将美国总领事馆继续留在南京。

1949年4月23日凌晨，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很快攻入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入城之时，南京街头空荡荡的，只有一群欧美人冒险提着灯笼，站着主干道山西路上欢迎解放军入城，其中领头的就是司徒雷登。

入城的解放军表示，不论你们是哪国大使或者哪国侨民，现在正处于战争期间，请立即返回驻地。否则，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因为枪炮无眼。这些老外“邀功献媚”没有得逞，只得在碰了一鼻子灰后灰溜溜地离开了。

1949年8月2日，眼看中国大陆即将被解放，眼看新中国即将成立，司徒雷登只得黯然离开了中国。就在他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杜鲁门政府立即发表了一篇《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于1944年——1949年时期》白皮书，阐明了美国助蒋反共的对华政策。

而随着白皮书的问世，我党立即对美国政府展开了严厉的抨击。8月12日，就在白皮书刚刚发表不久，新华社就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争锋相对的评论文章。

之后，毛主席又亲笔撰写了五篇评论文章，以新华社社论的形式陆续公开发表，对白皮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与批判。而《别了，司徒雷登》就是其中的第二篇，文中还一针见血地提到:

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司徒雷登本人虽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也应该认识到他只是“代国发声”的大使而已。冰心先生就曾提到过:

司徒雷登帮助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多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得以进到了解放区，我们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过自己的人。

回到美国后，司徒雷登再没有得到重用，立即就成为了政治斗争和党派斗争的牺牲品。1962年时，他在贫困交加中逝世，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安葬于燕京大学校园内。不过，受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这个遗愿一直都未能实现。

到了2008年11月17日，经过中美双方的一致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安葬在了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也算是成全了他最后的心愿。在墓碑上，赫然刻着:

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5. 1916年中国重大历史？

1916年1月31日(农历1915年12月27日)，燕京大学成立，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任校长。

1916年2月9日(农历1916年1月7日)，中国足球队首次出国比赛。

1916年5月31日(农历1916年4月30日)，日德兰大海战爆发。

1916年7月16日(农历1916年6月17日)，乳酸菌之父梅契尼可夫逝世。

6. 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为什么又把中国的庚子赔款退了回来？

实名反对某些答主的说法，觉得欧美国家退还庚子赔款是良心发现。

欧美国家退还赔款，当然不是良心变好了，而是利益所在，为了更大化利益选择的一种手段。

以最出名的美国退还赔款为例，这并非美国主动所为。事情是这样的，1904年12月，清朝驻美公使梁诚就赔款用黄金还是白银一事与美国时任国务卿海约翰展开激烈争论，海约翰在争论中隐约透露钱要多了（注意，不是不该要，是要多了点），梁诚果断抓住这一点，改变谈判策略，希望美国人能减免部分赔款，并表示如果美国人做这种仁义之举，其他国家也会效仿。

海约翰也就答应梁诚会向美国总统陈情，海约翰去世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支持了梁诚的想法。1907年12月，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要求国会批准退还庚子赔款给中国，用于中国留学生赴美教育之用。1908年，美国总统签署法案批准退还赔款1160万美元，赢得美国各界赞赏。

美国对退回的赔款使用有明确的要求，即必须按美式标准兴建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必须去美国留学，学习美式教育和理念。美国人这一招十分高明，比赤裸裸的侵略好得多，试想，学习美式教育的学生将来回到中国，成为中国的中坚力量，他们必然会亲近美国，美国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必然得利。

其他国家看到美国的做法后，也纷纷效仿。比如英国，1920年12月通知中国政府，将退还庚子赔款，用于中英共同利益，这笔退款中国必须用于以英式教育教导中国人，发展中英贸易，结果必然是英国在经济上得利。

法国、意大利等国后来也相继效仿这种办法，大部分退款也都被用于教育领域，作为中国留学生去这些国家留学的资金。

西方国家退还赔款，确实有利于中国教育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融入世界，但我们也必须明白，这些退款并非西方人良心发现了，而是他们发现用这种办法可以更好控制中国，可以最大化自己在中国的利益。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有一个国家，没有退还赔款，这个国家就是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