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ogenes(DiogenesandAlexander的寓意)

1. diogenes，DiogenesandAlexander的寓意？

“Diogenes and Alexander”的寓意是：对自由的向往。diogenes 和alexander代表了不同的学派，即不同的人群，一种是超脱精神的向往，一种是超脱物质的向往。

2. 为什么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会出现在唐朝？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一直很受关注。她的一生跌宕起伏，常常成为通俗文艺中津津乐道的桥段，其中不乏添油加醋的戏剧性发挥，使得这个夹杂着后人想像的人物形象愈加错综复杂，黄易的小说《边荒传说》中甚至把她说成是出身于魔门“两派六道”中从事服务性行业的阴癸派，以此说明她为求生存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不过，无论是历史小说还是严肃的研究，很多人的着眼点往往落在她个人的人生轨迹：她是怎么爬上权位的？她做了哪些事（特别是那些心狠手辣的事）？但围绕着她的最大谜团却很少人认真回答过：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只有她这么一位女皇帝？

武则天的成功是偶然吗？

英国汉学家魏根深在《中国史研究手册》开头的“致中国读者”中就说，武则天称帝常被中国史书视为独一无二的孤立事件，但592-750年间中国邻近的日本、新罗、林邑等国都有女王，之后却再没有了，他的疑问是：“这一时期女性统治者的出现只是一种巧合吗？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比较历史学醉心于这样的问题。而国别史倾向于强调‘独一无二’（毕竟往往不那么独一无二）的民族故事，因而回避了这些问题。”[1]

他抛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但没有继续下去。不过，如果真的去做这样深入的比较研究，我们可能会发现：武则天的称帝的确与周边各国的女性统治者很不一样。

武曌一直是中国集体想象的一部分 | 专访汉学家罗汉

美国学者罗汉（N. Harry Rothschild）为她撰写了一部传记《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但他只是想通过武则天的生平来“了解古代中国的朝廷、社会、两性关系的性质，以及礼制、象征和美学在皇权政治中的作用”[2]；至于她一生最大的谜团“为何只有她当上女皇”，则只是像许多人那样泛泛地归结为唐代政治中的北方胡族传统：“在大草原上，妇女不用只待在家庭内部。许多草原部落都是母系氏族，以母亲而非父亲为尊。广阔的草原、隐蔽的毡房、放牧的羊群取代了高高的城墙、无尽的封地和中国儒家社会里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严格的对称性。在大草原上没有外部男性领地与内部女性领地的划分，草原上的女子生气勃勃、不屈不挠，她们像男子一样打猎、放牧，也精于骑射等关键技能。就社会地位和两性关系而言，中亚的妇女比汉人妇女更加自由。”[3]至于为何没有另一个中国女性能步武则天的后尘成功，他认为这只是因为“这些女子均缺乏武曌的刚毅、决心、智慧、聪颖、语言天赋、好运”[4]。

这个答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至少西汉的吕后、清代的慈禧太后，都不乏武则天的政治才能与运气，但即便她们本人有意，当时的政治结构也会对她们称帝构成极强的阻碍。至于说“唐代女性地位较高”或“唐代受到北方草原传统的影响”，这虽然部分是事实，但却也是一种流行而含糊不清的说法，正如孟宪实在《论武则天称帝》一文中所说的，“唐代妇女的所谓‘高地位’对于女皇成功而言，绝非充分条件。……这类因素，如女性地位比较高、佛教舆论造势等，在促成女皇诞生这个问题上，最多是推波助澜，即所谓缘饰之说。而最高统治者的换位，必须到政治实力中去寻找答案。”[5]

孟宪实此文是我所过目的有关这一问题最具洞察的一篇文章。他强调，皇帝制度虽然是为男性设计的，但当一个强势女性掌权时，这些制度性的制约条件忽然烟消云散，因而决定性的核心因素还是政治，“准确的程序应该是，武则天首先控制了政治，然后利用制度，保证自己的政治发展达到预定目标”。因此，在这一场权力博弈中，“武则天称帝的关键显然不在制度如何规定，而在武则天如何成功运作。而这，主要是政治问题，其次才是制度问题”[6]。他详细论证，武则天通过一次次试探和验证，最终确保她的最高权力是唯一和排他的，任何异议或反抗的力量都被逐一扑灭。他的结论是：“武则天称帝成功，是众多偶然因素促成的。这些偶然因素再没有机会集合于另外一个女性政治家身上，于是女皇故事终成绝唱。”[7]

在此，他很好地解释了“武则天是怎样成功的”，强调这是一系列权力政治博弈的结果，具有不可复制性，但如果说这样就能顺便说明“为什么别的女性无法成功”，其实却不尽然。仍以慈禧太后为例：她同样通过一系列政治博弈掌控了无可置疑的权力，别说没有大臣能够挑战，甚至当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时也被她以软禁的方式近乎废除，但她却仍然没有迈出称帝这一步。

这都意味着，武则天的称帝不仅是她个人的成功，更值得注意的是：从“为何再没人能像她这样成功”中，正可看出中国传统政治的某些结构性特点。在武则天所处的时代，一个女性还能通过权谋突破这些制度安排称帝，但在那之后，制度已严密到无法突破的地步，此时就再没有人能重复她的成功了。

谁能成为女皇？

在古代的男权社会政治中，女性要登上最高权位，通常只有三种办法：作为统治者的女儿/姐妹、妻子或母亲。

欧洲历史上最常见的是第一种“从公主到女王”的路径，如英国历史上的六位女王都是因为老国王缺乏男性继承人，不得已让女儿来继承王位。但法国例外，原因之一是法国王室严格遵守《萨利克继承法》，规定女性不能继承王位；但这也不仅是因为14世纪之前法国每代国王都碰巧有男性继承人，还因为法国贵族将萨利克法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特别是法国瓦卢瓦王朝便是1317年腓力五世僭越了主支的让娜（路易十世的独女，腓力五世的侄女）之后创立的，因而他们当政时便把萨利克法抬出来作为继承权的合法性依据。1328年法国三级会议正式援引萨利克法来拒绝了根据母系血统提出法国王位诉求的英王爱德华三世，因而这对法国来说成为不能触碰的严重问题。

第二种则是“从王后到女王”的道路，最著名的便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一世（彼得一世的皇后）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彼得三世的皇后），后者还是在推翻其丈夫的统治之后登基的。当然，这是极其罕见的，一般从王后变为女王，都是在其身为统治者的丈夫死后、继承人又年幼或因故不能进行有效统治之时。在中国历史上，一般此时都是以太后摄政的情况出现，典型如元代的乃马真后、海迷失后，她们执政时期虽被承认为统治者，然而她们却从未称帝，当然也没有帝号，严格来说并非女皇。

第三种“从太后到女王”往往与第二种密切相关。罗马帝国女皇、雅典的艾琳（Irene of Athens）原是利奥四世的皇后，在780-790年间成为儿子康斯坦丁六世的摄政，并于797年推翻儿子的统治自任女皇（但在五年后的政变中被流放）。她的生平与武则天颇为相似，而且，武则天与高宗并称“二圣”的情况在中国史上绝无仅有，但罗马帝国历史上却曾有不少王后、公主与男性一起成为共同执政（co-rulers/co-regnant），这与罗马惯于进行双头统治的惯例有关。东罗马帝国皇帝迈克七世（Michael VII Doukas）继位时年幼，处于其母Eudokia Makrembolitissa摄政之下，当其母1068年改嫁给罗马诺斯四世（Romanos IV Diogenes）之后，他被降级为“小皇帝”（junior emperor）。像这种太后改嫁后的丈夫成为新皇帝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可能有的。

当然，严格来说，还有第四种成为女皇的途径，那就是女性自己白手起家开创一个王朝。唐代浙东农民起义军首领陈硕真在永徽四年（653）起兵后就自称“文佳皇帝”，不过她旋即失败，很难被认为开创了一个正式的王朝。

以上这几种方式中，第一种在世界史上最为普遍，中国周围各国在中古时代也都出现过皇女登基的情况：如越南唯一的女王李昭皇（1224-1225）；朝鲜新罗王朝的善德女王在统治十六年（632-647年在位）之后甚至还传位给堂妹真德王金胜曼（647-654年在位）；日本的桃园天皇去世时明明有男性继承人，但因为独子才5岁，结果却由桃园天皇的姐姐继位为后樱町天皇。这些在中国史上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中国在极早的年代就确立了男性继承权，并且最高统治者也不像欧洲王室那样奉行一夫一妻制，因而很少出现没有男性继承人的例外情形[8]——即便出现，也都无一例外宁可选择旁支也不选女性继承人。如南北朝时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有六子二女，但五子早逝，另一子在北朝为人质，其结果是侄子陈蒨而非女儿继承了皇位。

在中国的家庭政治中，女儿和妻子的法定权利往往很低，但母亲却可以作为家长得到尊重。《蒙塔尤》一书中在谈到中世纪法国南部的村庄生活时曾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当女人逐渐不再成为性关系的对象时，她们便开始获得尊重和体面：更年期是权力的倍增器。”[9]这句话用在中国社会其实尤为贴切。晚清时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经常惊讶地发现，中国家庭中女性地位不高，但很多高官对自己母亲却毕恭毕敬。正如在《红楼梦》中，“老祖宗”贾母拥有不可挑战的权力一样，此时一个女性的主要身份不再是“女人”而是“家长”了。俗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便是指中国家庭政治之中，当上家长之后可以获得远比身为媳妇时大得多的权力。

武则天的情况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她最终是由儿子李显禅位给她的方式完成夺权的。由于要当上独揽大权的女性家长，要在丈夫去世之后，这本身往往意味着女性已经不年轻了，所以对中国的女性统治者来说，长寿非常重要。武则天是中国史上登基时岁数最大的皇帝（67岁），这并非偶然；她也是第三高寿的中国皇帝，活了81岁，仅次于乾隆（88岁）和梁武帝萧衍（85岁）。由于无法通过继承权获得皇位，中国女性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特别漫长，因而仅仅“长寿”这一项，就足可将许多人挡在门外。

中国政治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往往是以家族权力的面目出现。在汉代也曾出现掌握巨大权力的太后，如汉高祖刘邦的吕后、汉文帝皇后窦太后、汉元帝之后王政君（她寿命极长，身居后位长达61年），但她们虽然掌权，却只是满足于掌握实权，而提拔属于自己家族的外戚势力。汉高祖刘邦为了预防有人夺取皇位，早就与功臣立下白马盟誓，后来周亚夫便以此反对窦太后给自己娘家人封王：“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连封爵为王侯都有阻力，异姓要夺取皇位自然更难了，异姓的女性则难上加难。最终夺权成功的不是这些太后自己，而是她们野心勃勃的男性亲属，首开先河的便是西汉的王莽。

也正因外戚对皇位的排他性构成的威胁，自汉代以来就有人反对外戚过分涉入皇权，西汉时翼奉就以“阴气盛”反对异姓外戚封爵[10]。值得注意的是，有时这种反对的声音来自太后本人。《后汉书》卷十《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记载，东汉章帝欲给舅舅们封爵，群臣也上奏请求，但太后不听，下诏斥责“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认为西汉外戚大多招祸，“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她自称“吾为天下母”，也就是更认同夫家的身份而不偏向本家。到曹丕建立魏朝，在立皇后之前五天，就发布诏书：“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要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三国志》卷二）从而严禁太后、外戚对国家政治的制度性参与[11]。当时大臣陈群也以“非先王之令典”否定了汉代外戚封爵的正当性[12]。根据《魏书·后妃传》卷末评论，这措施被证明是有效的：“魏后妃之家，虽云富贵，未有若衰汉乘非其据，宰割朝政者也。”

虽然东晋的外戚也权势逼人，但他们无法独霸朝政，并在其后的南朝宋齐梁陈四朝随着制度化措施的建立，逐渐被挡在国家政治之外；反过来，当时的北方被异族入侵，原有的制度举措被打断，北魏出现了灵太后等强势的太后，北周外戚杨坚还夺权成功，这都意味着当时北方还未完成这样的制度化建设。唐代皇权正是在北周、隋朝的延长线上，从这一点来说，武则天登上权位既不是因为“唐代女性地位高”，恐怕也不是因为“唐代受草原文化的影响”，而完全可以在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中得到解释。她的夺权之路，其实和王莽、司马炎等男性篡权者没什么区别：逐步积累权力，然后制造祥瑞，最后通过禅让机制实现高层内部的权力移交。并且，她在掌权后也大量提拔自己武氏家族的成员，可说是中国史上外戚势力的最后辉煌。

从汉代到宋代的一千年里，中国的皇权逐渐强化了集中趋向。历史证明，对皇权构成威胁的主要是这几类人：后妃（武则天）；外戚（王莽、杨坚）；权臣（曹操、司马炎）；武将（刘裕、陈霸先）。皇权的集中化便是要在制度上防范这几类人夺权的可能，这既要依靠完善制度建设（没有功勋的外戚再难封爵，同时完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也要靠强化道德规范的灌输来让每个人不能逾越自己的身份。

在中唐以后，在这些方面都得到极大提升，科举制的完善和门阀世族的衰落，使得外戚再也不能构成一个威胁皇权的力量；中央官僚制度的完善，也使得权臣不可能取皇帝而代之，南宋时秦桧虽然专权，但在宋高宗赵构手下却谨慎小心，不敢逾越[13]；对武将的防范更强，岳飞之死就是一例。在宋代以后，仅有一环缺失，那就是近支的宗室，明永乐帝朱棣就因此夺权成功，但这不构成易姓革命。在这一过程中，皇帝也日益孤立，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有科举官僚和宦官——这两类人尽管彼此不和，但至少都不可能取皇权而代之。值得注意的是，从西汉王莽开始，统治集团内部改朝换代的一个机制是不流血的禅让制，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都是这样完成的，武则天本人也是儿子李显“禅让”给她的，但在宋代以后的禅让就只有太上皇禅位给太子（如宋高宗禅位于宋孝宗、乾隆禅位于嘉庆），禅位的太上皇还比新皇帝权力更大，这就杜绝了高层内部夺权的可能。因此，理论上说，在宋代以后，从统治集团内部几乎已经无法推翻皇权，改朝换代的力量只能来自底层（农民起义、革命行动）或外部（蒙古、满清等外族力量）。

只有从这样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武则天是中国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既然没有中国女性能依据继承权登上帝位，那么只有太后才有这样的机会；而汉代以前掌控大权的太后并不会自己取代儿孙登基，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倒是外戚，只有在唐代前期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武则天才有机会称帝。在宋代以后，随着制度的完善和禅让制的消亡，从统治集团内部颠覆皇权的途径已几乎被完全堵塞，朱棣这样起兵“靖难”的暴力夺权是唯一的例外，但这是由于他身为皇子能带兵的特殊身份。

吊诡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武则天本人的所作所为，使得中国后来更难出现女皇。在历史上，武则天当政时期被公认为是一个关键转折点，世家大族的衰落和科举官僚的兴起同步，这都使后世的太后难以壮大本家外戚的力量。在中晚唐以后，复兴的儒家伦理强调女性应退居内闱而不应进入属于男性的公共领域参与政事，在此耐人寻味的一点在于，武则天的事迹本身经常被当作反面榜样去约束女性不要效仿。唐穆宗驾崩后，太子还仅有15岁，有大臣建议太皇太后郭氏（郭子仪之女）代为处理朝政，结果郭太后大怒：“吾效武氏邪？今太子虽幼，尚可选重德为辅，吾何与外事哉？”[14]也就是说，武则天不仅不能作为一个先例定下女性继承皇位的制度，反倒促使人们更进一步去防范有人步其后尘。

宋代以后，赵氏家法更严，外朝士大夫掌权，即便有高太后这样垂帘听政的实权女性，但宋明两代的太后最多仅限于辅助治国理政。慈禧太后虽然大权在握，但她也不可能制造祥瑞、让光绪帝禅位给她，因为这种禅让制消亡已久，早已不再是权力移交的合法形式，因而她无法找到一种能被人所接受的称帝做法。这说到底是因为社会和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便是武则天再世，也不可能再成功当上女皇了。

[1]魏根深《中国史研究手册》中译本“致中国读者”p.1

[2]罗汉（N. Harry Rothschild）《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中译本前言p.1

[3]罗汉（N. Harry Rothschild）《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中译本前言p.12

[4]罗汉（N. Harry Rothschild）《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中译本前言p.224

[5]孟宪实《论武则天称帝》，载《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p.87

[6]孟宪实《论武则天称帝》，载《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p.100

[7]孟宪实《论武则天称帝》，载《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p.108

[8]附带说下，中国历代皇帝三宫六院，其实并不是因为好色，而是为了确保有足够的男性继承人“储备”。后宫生活主要是为了广继嗣，相当于例行公事。汉成帝好色，即位初皇太后诏采良家女时，杜钦便曾向王凤进言，后来又在对成帝的对策中，两度表达说：“礼堂娶九女，所以极阳数，广嗣重祖也；必乡举求窈窕，不问华色，所以助德理内也；……后妃有贞淑之行，则胤嗣有贤圣之君”，并强调不应偏宠某位后妃，理由是“臣闻玩色无厌，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则受宠偏于一人；受宠偏于一人，则继嗣之路不广，而嫉妒之心兴矣。如此，则匹妇之说，不可胜也。唯陛下纯德普施，无欲是从，此则众庶咸说，继嗣日广，则海内长安”。见《汉书》卷六〇《杜钦传》。

[9]《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p.287

[10]初元二年（前47）七月地震，翼奉分析不同时节地震的原因，认为此时乃“阴气盛矣”所致，随后说：“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亲亲，必有异姓以明贤贤，此圣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亲而易进，异姓疏而难通，故同姓一，异姓五，乃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阴气之盛，不亦宜乎！”见《汉书》卷七五。

[11]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举出此诏认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前述汉代纪传体王朝史中‘编皇后而曰外戚传’之政治理念的影子，即一位‘皇后’最为重要的身份可能并不在于为本朝皇帝之皇后，而在于次任皇帝即位之后，以‘太后’之身份为新君提供可以倚重的‘外戚’。”该书p.143

[12]《三国志》卷五《魏书·后妃传·武宣卞皇后》

[13]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认为“和议体制确立后，秦桧不再只以皇帝为其权力基础，而是超越皇帝，独自朝向所规制的方向”（见该书p.352），但正如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中指出的，秦桧其实一直在高宗的控制之下，为高宗所利用。

[14]《新唐书》卷七七，列传第二，后妃下。

3. 谈时间原文？

原文:

希腊哲学家Diogenes经常睡在一只瓦罐里，有一天亚历山大皇帝走去看他，以皇帝的惯用口吻问他，“你对我有什么请求吗？”这位玩世不恭的哲人翻了翻白眼，答道：“我请求你走开一点，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这个家喻户晓的小故事，究竟涵义何在，恐怕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通常总是觉得那位哲人视尊崇犹如蔽屣，富贵如浮云，虽然皇帝驾到殊无异于等闲之辈，不但对他无所希翼，而且亦不必特别地假以颜色。可是约翰孙博士另有一种看法，他认为应该注意的是那阳光，阳光不是皇帝所能赐予的，所以请求他不要把不能赐予的夺了去。这个请求不能算奢求，却是用意深刻。因此约翰孙博士由“光阴”悟到“时间”，时间也者虽然也是极为宝贵的，而也是常常被人劫夺的。

4. 科学上有哪些著名的悖论？

记得以前看到教科书上有这么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但细品起来，这句话本身不就已经是绝对的了吗？这就是典型的悖论问题。

接下来，我们聊聊其他几种典型的悖论。

费米悖论

物理学家费米别人讨论飞碟和外星人的问题，他突然冒出的一句话“他们都在哪儿?”就成了经典的费米悖论，它的隐藏含义就是理论上人类能用100年飞遍银河系，那么外星人只要早于人类100年出现，应该早就现身地球，但即使人类现在已经探测到了192光年的距离，依然没有发现关于外星生物的任何蛛丝马迹。

费米悖论与“光速恒定理论”以及“平行世界”理论，统称为世界上3大可怕的理论，它们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们都和外星生命有一定的联系。而费米悖论，在人们观看了宇宙之大后，对其争议就更加的剧烈了。因为当人们看到宇宙的广袤无垠，相信在某一个宇宙深处有着像地球这样的存在，因此也可能拥有像人类一样的生物存在。我们并非唯一。

祖父悖论

科学家们经常会思考回到过去的方法，但是祖父悖论的提出却戳穿了时空穿越的因果佯谬，比如我要穿越回过去杀死我的祖父，那么祖父死了我就不存在，那我不存在又是谁杀了祖父呢?这显然是个悖论，简直细思极恐，在香蕉皮理论中就有提到。所以科学家解释不了这一悖论，穿越回过去就是不可能的。

1992年霍金提出了《时序保护猜想》，认为“闭合类时曲线”是不可能的。你（和宇宙里其他的任何物质）此刻正在做的事在时间长廊上前进时，如果发生的比光慢，它将以正常的方式经历时间（单向前进）。而在封闭的时间长廊里移动就像在丛林中沿着昨天回家的小径散步那样。霍金认为闭合类时曲线将产生“反馈”，它将破坏所有相关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时空特警规则。

猴子与打字机悖论

这是一个针对进化论提出的悖论，科学家假设猴子随意乱敲一台打字机，只要给它足够多的时间，肯定能敲出一部文学名著，但是奇怪的是恐龙生活在地球上2亿年，却还是没有产生任何文明，猴子打字机悖论让人不禁思考起进化过程，也同样是一个细思极恐的理论。

缸中之脑

“缸中之脑”是希拉里·普特南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中提到的一个假象，假设一个人的脑子被邪恶科学家放入，装满营养液的缸中，神经被连接到了计算机，通过计算机的程序让大脑处于一种一切正常的幻觉，就像自己还活着一样，但是这一假设的基本问题就是“你如何担保自己不是处于这一境地中呢?”，这一问不免让人背后发凉。

与“缸中之脑”假想相似的最早记录，是中国古代的“庄周梦蝶”。

《庄子·齐物论》记载：“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戚戚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就是说，从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感到无限的自由舒畅，竟然忘记了自己是庄周。醒后惊惶地发现自己是庄周，却又不知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这个看似荒谬的故事显示了庄子不同凡俗的思维方式，以及其超越常人的精神与生命境界的思维。

二分法悖论

古希腊的哲学家芝诺曾提出一个关于二分法的悖论问题，如果假设一个人从a地走到b地，那么他首先就要走到1/2的b点，也就是a和b的中心点，以此类推，继续走到下一个中心点，也就是1/4处，这样下去，就会得出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结论就是“一个行走的人永远走不到目的地”，也就是运动是不可能的。

一种观点认为，对一段有限的时空距离的无限分割可以最终完成，虽则没有最后的中点，但在总体上，却可以看成这个分割已经完成了。这种观点在哲学上上叫作实无限的观点。因为无限分割已经完成，所以物走过了所有的中点而到达了终点。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不存在最后一个中点，所以这种无限分割不能最后完成，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种观点叫作潜无穷。因为没有最后一个中点，所以物不能到达终点。简单地说，如果时空的无限可分是实无限，物能到达终点。如果时空的无限可分是潜无限，物不能到达终点。

飞矢不动悖论

古希腊数学家芝诺曾提出“箭在飞行的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瞬间，都有暂时的位置，那么也就意味着这时的箭和不动是没有区别的”，这就是飞矢不动悖论，如果瞬间是不可分割的，那么箭就不会动，如果箭动了，那么瞬间立刻就变的可以分割，由此得出了一个十分荒谬的结论，就是飞出的箭是不处于运动状态的。

其实这个悖论也模糊了一个概念——“瞬间”。瞬间到底应该是一个极短但却有长度的“时间段”——就像线段——呢？还是一个没有长度——就像点——的“时刻”呢？一支箭飞行的过程是一大段有长度的时间段，所以它就算被分割的再细，其组成部分也应该是一段一段极小的时间段，而不是像点一样的“时刻”。时间段是运动发生的必要条件，每一场运动都必定发生在一段时间中（不管它有多短）。但在某一时刻中却不能谈运动，而只能谈位置。芝诺正是用“时刻”偷换了“瞬间”。

说谎者悖论

在公元前6世纪，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就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说的这句话是假的”，这就引出了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你认为他的话是真的，那么这句话就是无解的，矛盾的，这也是最古老的语言悖论。

孪生子佯谬

这是一个有关狭义相对论中时间膨胀的思考，假设有一对孪生兄弟，一个登上太空旅行，另一个留在地球，那么从相对地球静止的参考来看，当旅行的那个回来后，就会发现他比留在地球的兄弟更年轻，而从相对飞船的静止参考来看，则地球上的更加年轻，所以按照狭义相对论，这两种观点都正确，但是很显然这两种观点都不能同时正确。

这里是科学驿站，一个传播科学、传递价值的小窝，欢迎关注~